主持人潘岳：

　　现在开会，我先说三层意思，然后咱们再介绍各位专家和参会的各位记者。
和谐社会从去年提出来，全党全国人民都在学习，特别五中全会也以这个为主轴都在学习，我个人体会，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因为它缺少和谐，也就是说我们前二十五年，我们共产党执政六十五年，前二十五年为政治，阶级斗志，后二十五年为经济，我认为后二十五年，五十年以后应该是可持续，为经济咱们是一个误区，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能解决，都能摆平，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质疑，而不是思想学术界的质疑，是从技术上、制度上、体制上都产生了制约。
我们今天刚才跟几位学者讲到了国策问题，环境保护国策是七十年代末提出来的，接着，人口是第二个国策。第三个是土地，土地的国策是自己提上去的，宪法、法律都没有定，是中央领导讲话和一个文件上写到的土地，然后变成了第三个国策。最重要的是第四个，第四个是这次五中全会说出来的节约资源，人口资源环境为四个国策的基础，为什么提这四个国策？为什么老不断提国策？因为它无法制约为GDP，为经济增长，为经济这边是猛发展，他们学苏联的教训，苏联什么教训？经济上只要好了，政治上看住就不会出问题，这样的话又不得不提这四个国策，原因很简单，就是制约不住，挡不住这种发展的概念、体制、政策、法规，前头是第一个概念，以及它的惯性，咱们要扭转过来这个惯性也得有相当的时间，所以说和谐社会一点中央出来以后非常恰如其分，也是不能够不做这件事情，和谐社会从传统文化里找，从西方文明里找，从马克思主义里去找，从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里去找，找了很多，现在正在谈，谈了六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媒体也好，学界也好，我们真正要理解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干什么呢？就是在制度上提出一些建议，为什么要提出制度上的建议？很简单，因为四个基本国策不用制度去支撑就是口号，口号难以制约、协调、弥补和完善纯为经济增长，所以必须得把这四个基本国策变成一个制度，制度、法律、政策一系列是我们要谈的问题。谈了六点，就出来了第二个问题，刚才谈的是对和谐社会，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第二，我们青记协想根据和谐社会六个内容，一个内容搞一次研讨，今天是“公平正义”。刚才修泽问我，你干嘛不顺着程序来，我说没有刻意的，就是谁有功夫，本来前段时间想让他和“孙丽萍”打主擂，他谈三农城乡区域的问题，孙丽萍谈社会结构的问题，然后想谈谈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现在正好孙丽萍没有时间，所以干脆谁逮着机会和时间就开始，今天非常重要，我的开场白用红酒开路，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咱们青记协的这一场一定要酒喝好、话谈好、记录记好、会开好、收益都能收好，青记协还要以此为始，争取到明年年初把这六场全开了。刚才我们说充满活力这个话怎么说？核心竞争力，民族竞争力，充满活力不就是机制问题，就是一个精神问题，咱们把这个事谈一谈，自主创新等等，今天这个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我跟秘书长和几位其他常务理事作了一个商量，今天想开一个别开生面的研讨会，这种研讨会是互动的，怎么讲呢？就是学者讲完了以后，在座所有的总编辑和版面的主编进行讨论、互动、问答，激烈流畅，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方式，新闻界一直都是采访，人家是被采访，永远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就打破这个，你又是采访人，又是被采访人，他们也完全都是很公开透明的，咱们就一些焦点问题、热点问题进行互动讨论。

　　温铁军：
　　谢谢首都青年记者协会，谢谢潘局长，各位都是媒体的朋友，我去年夏天才离开到学校去，以前是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总编，跟大家去年以前还算同行，现在算人民教师，完全脱离开媒体，也完全脱离开部门以后，感到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应该更全面一点，没有太多的局限，完全作为一个学者，可以稍微全面一点看问题。
　　我先跟大家汇报第一个观点，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党新的执政理念是有一个历史阶段，或者这个历史阶段必需的战略转变的意义，刚才潘局长讲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前二十五年，后二十五年，最近这六十年的朝向可持续发展，年数倒不必太精确，总之应该看得到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说更愿意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七年历史，看作是一个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在1991（1992）年发表，强调任何国家只要进入工业化都必须有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那就是完成原始积累，怎么完成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路径选择。一般来说，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早期的像英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当然他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路径，而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了追赶上工业化的浪潮都有相对比较特殊的制度安排。
　　如果从欧洲一点点往东走，你们可以看到，当英国在工业化的时候德国还在“容克”地主阶段，还处在被我们定义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而当他落后于工业化想要追赶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国的制度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体制之下的资源动员体制，然后进入工业化，那就是威廉二世皇帝，“俾斯麦铁血宰相”，乃至于到最后进入工业化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总之，德国是欧洲后起工业化国家中比较成功的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德国至今是欧洲三支柱，亚洲大陆三个主要工业化国家是法、德、意。
　　再往东走，你们会看到真正完成一个结构完整的工业化国家是俄国，俄国当然是从“彼得大帝”起步，然后“叶凯吉林二氏”，一直到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之间的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那也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向对比较专制的体制完成了专业化的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再往东走就到了亚洲，无论北朝鲜、南朝鲜，尽管主义可能不一样，但都是在相对比较单一的专制的体制之下完成的工业化，南韩现在让老百姓投票还认朴正熙，而南韩的工业化是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三任将军总统完成的工业化。日本我们不用说，日本的后期，二战以后是再工业化，在这之前日本完成工业化是军国主义，从“木谷”时期一直到后来的军国主义政权，这个也不用多讲。
　　再跨过太平洋去看，拉美三支柱，无论是巴西、墨西哥，还是阿根廷，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早期原始积累过程中都是军事体制、专制体制，或者叫做独裁体制，因此后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追赶工业化过程中间的基本体制，只要他进入了工业化，没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我们可以另外再说，但只要进入了工业化的国家，形成比较相对完整的工业结构的国家，在他进入的阶段上，越是能够集中动员资源体制，我们且不管他叫什么名义，总之他是能够集中动员资源，那他就能够比较快的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
　　我们当然知道，中国也是属于在1949年建国的时候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完成建立起一个相对结构完整的工业国家，他也是在原来战争打出来的相对能够集中动员资源的体制下完成的，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对于这部分我不多解释了。如果我们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大家看一看，基本上是一个过程，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一系列的现代概念和这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应该是相结合的，如果超脱了一个国家的历史阶段，单独谈某些概念，恐怕他会有些不那么适用的地方，我想不是哪一部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不主张什么，而是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主张一定是和国家的工业和一个民族的独立、民族的崛起相关，否则就等于个人的某种追求把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民族的独立和崛起掩盖了，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大概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出现一些讨论是正常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结构相对完整的工业化国家，大家也知道按照基本原理说就是，一旦工业化初步形成那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有一个基本内涵就是专有分工社会化和大规模交换，如果我们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认同当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之后，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和交换就会带来市场经济，因此中国从完成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逐渐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加入国际市场，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这本身是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而并非我们有什么自外于世界规律的地方，因此我觉得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其实他们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这个国家要进入工业化的规律，而这个基本规律应该是一以贯之的，没有谁主观上去违背它，这样看就比较容易理解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现在整个的转变过程。
　　我们也知道，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之后，我们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出发，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每一次重大战略转变理念的提出其实都是合乎逻辑的，简单看，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些搞改革的人就都知道，那时候不仅是一般的产品放开走市场，而且生产资料在八十年代下半期也已经放开走市场，当然那个时候叫双轨制，但实施上指标是可以买卖的，也就是说我们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正确明确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之前，我们已经在经济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市场经济，然后上层建筑适应性的发生变化，出现了1992年市场经济正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所谓话语能否成立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构建内部的政治正确。
　　当然会构建起来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提法在后，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变革在先，我们也知道，当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之后，上层建筑才会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此明确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表现，说明我们于是俱进了。又由于中国经济，当时我们说正式把市场经济写入十四大文件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时品尝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逐步放开价格的时候出现了短缺经济，并且导致了1988年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其实从1985年开始一直在通货膨胀，只不过1988年的膨胀指数相对高于以往，因此我们在进入市场经济放开价格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通膨胀的经济波动，接着导致1989年的生产停滞，因此我们一般所说的市场经济的规律，它既能够有效配置要素、配置资源，同时又带来经济波动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发生了，随后从1989年之后我们进入萧条，因此一般的经济周期规律中国已经清晰的表现了，所以到1992年我们既尝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也尝到了市场经济本身内含的波动问题和经济周期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到，从1992年我们承认市场经济以后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经济基础进一步的变革呢？就是1992-1993年前后资本市场相继放开，我们都知道资本市场不仅能够产生资本的增值收益，也会带来收益随资本的集中度而产生差别，那也就是说越是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资本量集中产生的资本收益就高，而越是中西部仍然处在资源地区的资本量小，因此收益就低，因此事实上东西差别，乃至于城乡差别，或者说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别，其实是资本分配度导致的资本差别。当这些问题都已发生的时候，1992-1993年开始开放资本市场，而这些问题都已经发生的时候，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把资本经济这个概念写入十五大政治报告，这也是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促进上层建筑发生改变的一个反映，这个时候，就是说1997年正式承认资本经济也并非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主义，而仍然可以看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表现。

　　在这之后当然就是正当转型，从“夺权党”转变为执政党，或者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各种报道正在越来越多表现执政党的概念，这当然是中国从资源经济，从原始积累阶段进入初步工业化，然后到下个工业化开始产生资本经济，这个时候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的相继提出，转变为执政党，执政党转型之后当然不能用一般手段来解决三大问题，收益差距不公，还能用革命的手段提出，推翻一个阶级吗？不能，因此三个代表提出，执政党理念提出，当然也就是社会上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顺理成章的就出来了，比如说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议政，政治上这种变化本身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一个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革之后随班发生的适应性变化，因此我们看整个后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变化它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仍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各位有时间我们可以把中国进入工业化之前，中国共产党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何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灵魂，一系列的选择跟大家做分析，但是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按下不表。我们只说这以后，所以大的逻辑是不是很清楚。
　　但同时市场经济和资本经济作为一个正确的话语提出来之后，我刚才说资本经济我们既尝到好处也尝到问题，资本经济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既尝到好处，也遇到过问题，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社会不那么和谐，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因为三大差别在加大 ，请问各位，我看有人是经济学出身，有谁认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调节社会分配差距？可以自发调节城乡差距，可以自发调节东西部的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当然不能，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得强调一下，中国尽管是进入市场经济，进入资本经济，中国尽管完成工业化，但是在一个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的国家完成的，这个制约值得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眼前看到欧美已经构建的一种社会框架来构建我们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工业化早期是在欧洲，欧洲人为了工业化当然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差别，有大量的农民失地，然后变成贫困人口等等，越是当这些贫困人口多的时候，当然是社会犯罪增加，欧洲在工业化过程中间也产生大量的贫困犯罪，大量贫困人口，人口两极分化也很严重，但当时那个条件特殊的，早期工业化在欧洲很大程度带有掠夺成分来完成积累，当他的工业化进一步扩张的时候，就意味着早期的工业入境被后来的继续依赖的，那就是对外的殖民化，以殖民扩张三百多年的历史来完成欧洲构件和谐社会的基础，那就是大量向外转移贫困人口，甚至向外转移政治反对派，那就是说在工业革命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取代了原来的旧贵族，取代这个国家政治主要力量的时候，旧贵族被转移出去到殖民化的地区去当总督等等。
　　贫民被转出去以后，大家不要以为贫民，咱们说老百姓就永远是要歌颂的，早期的文化历史证明贫民和罪犯的大量转移，其实是一个大规模杀戮的过程，杀掉的当然是那些被殖民化的落后国家的老百姓，今天我们不谈了，其实我们是最应该谈的，只有把这些问题谈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和西方之间制度上不能是同构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条件再向外转移，我们也知道美国是一个殖民建立的国家，美国第一代移民，就是从欧洲转来的第一代移民是四千八百万，后来再繁衍生息，变成今天这个两亿多人口的国家，当然还有大量的黑祖贸易，以至于黑人现在占美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知道美国人在建国，我们叫（英文），这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也同样是被后人来包装出来的，早期的移民一方面要艰苦奋斗，另外一方面要跟印第安人打仗，而美国国家建立军队第一年，大小一千四百场战役基本上是在杀印第安人，最后拒绝沉浮的印第安人都杀掉了，沉浮的送进了保留地，因此使得原来美洲大陆上一亿多印第安人口，最后消灭掉剩四十多万，因为是“英格鲁撒克逊人”干的事，英格鲁撒克逊的人文化本身是他越道貌岸然其实越隐含着内心的残忍，所以他的杀戮非常残忍。
　　南欧民族占领的南美洲，因为他去的时候大部分是男人，所以印第安人男人基本杀光，女人留下，于是就出现一个南美的混血民族，今天我们不讲国情，只讲制度的话那是有问题的，因为制度其实是一定资源约束条件下要素结构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所以很多人说都是制度问题，我老是讲并非都是制度惹的祸，也像有些媒体报道，只要把户口放开中国人口问题就解决了，不对，我们也知道，在欧洲跟他们谈这些的时候，很简单就能把问题摆平，如果你们把欧洲向外的移民人口迁回来，老欧洲不会是三亿人，至少应该是五亿以上，如果把你们的混血人口计算回来大概在八到十亿，甚至是十一以上，如果是十亿人口群聚在这个半岛形的大陆上，请问你们会不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世界大战，因为他的文化就是这样，客观来说，欧美构建的这套引路撒克逊体系的制度，对中国来说恐怕即使我们想搬也搬不过来，我们能不能大规模向外转移人口，转移贫困，来化解的矛盾，我把它叫做基本国情矛盾，这是制约我们制度变革的前提问题，这个不能讨论。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不敢自我认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和欧美的制度体系，当然也有一些我们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愿意这样认同，当然我不反对，只不过看你有没有条件认同，我们也知道最后一块大陆是南极，那是一块不毛之地，任何国家不都宣誓南极主权，看来我们最大的一个制度约束还是国情约束，我在自己有关的文章中比较强调国情约束，这不过是提醒，我并不愿意辩论那个制度本身，比如欧美制度是否好，还是不好，东亚制度是否好，还是不好，那个价值判断只是主观的，而更为可观的应该是一个国情约束，所以我在很多国际会议场合老讲（英文），就是说在价值观之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一种讨论才是更为现实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国情约束导致了我们现在有一定的发展性约束，同时也有一定的转轨约束，中国在国内国外都公认，我们面临两个方向挑战，一个是发展的挑战，二个是转轨的挑战，当然一个一般性的讨论，我们下来还要进一步，世界经济进入什么阶段，中国进入到什么阶段，我们知道世界经济被主要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当它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经明显的表现为它进入到了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不管什么主义，总之，它进入人类经济能够的最高级阶段，是什么呢？金融资本经济阶段，更多的收益主要产生于什么呢？虚拟资本市场中的交易，所以你们可能也看到很多交易，比如说美元几十万亿，真正跟商品贸易有关的1%都不到，99%以上是在虚拟资本的交易之中，他的获利方式当然就导致主要是在资本经济中形成结构，并且获利。
　　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会，对于伟大的美利坚民族，我想任何人执政都一定要代表他的前进方向，代表他人民最大多数的利益，那就是保住美国对全世界发行货币，征收铸币税去货币化其他国家资产收益和资源转化成资本的增值收益的那个地位，因此无论克林顿或布什都会明确的告诉你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就是美国政府的核心经济政策是保证美元的地位，尤其要保证美元的强势地位，而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都知道美元币值是严重高估的，稍为保守一点会说美币值高估于30%-40%，稍微激进一点的会说美元币值高估了70%-80%，但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要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和主要结算货币呢？无外乎是美国目前所具有的力保美元强势地位的政治军事强权世界第一，没有谁会不理智的想，美国哪天会主动放弃世界霸权，放弃军事强权，不可能，无论他如何宣称自由民主理念，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本质上美国任何一个政治家当政都绝对不会放弃。
　　因此，实际上我们早已知道，从1944年全球放弃金本位制以后，货币就不再以黄金作为发行依据，不再以黄金作为储备了，而当1971年“布雷特森林”体系解体，这时候连美元都放弃了兑换一定不变比例的黄金，放弃了这个承诺，当然，我想很可以理解，如果换了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当美国总统，你也会力保这个地位，只要政府批准印出这些绿色的纸，你就可以换得他国的资源，他国的资产收益他过的人，甚至他过的政治家，换得他国的政治权，为什么不？这就是有一个潜在的，不知道是不是理论，有这么一个东西值得我们考虑，就是说真正当这个世界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作为金融资本信用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政治军事强权，而不是交易量，不是经济量，也不是意识形态上怎么样。
　　我们看到的一个反证是当戈巴尔樵夫，当苏东解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有记者习惯，我自己就背着包到苏东去了，转了七个国家，到任何一个国家我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我要买一顿饭，或者当我要坐一次车的时候，我数不清楚数字背后的零，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我们花五毛钱坐一个车，顶多块把钱坐个车，1991年的时候才几毛钱坐车，我们数不清楚货币后面的零，为什么？因为政治解体同时带来的是货币体系的坍塌，进一步从反面证明货币体系并不靠苏东国家有多少生产力，有多少经济量，有多少资源量，并不靠这些，而主要产生于这个国家政治军事强权是否还在。
　　请问，假定21世纪不论谁引导，这个世纪已经被引导进一步资本经济竞争的年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而另外恐怕也少有人考虑，人民币之所以现在是世界舰艇货币，尽管我们还没有开放，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对兑换，但事实上人民币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流通货币，那么人民币靠什么？当然你可以说靠出口，我靠经济量，这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但另外一个方面，世界上所有的机构投资人都明白，在中国做投资的风险性最小，为什么？是因为你目前仍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政权最稳定的国家，这就带来了一个让我自己经常矛盾的感觉，我们到底要把我们这个国家现在的改革，特别当涉及到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时候，朝哪个方向去引导，才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金融资本格局中再次立于不败之地。
　　假定我们找例证还可以找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大部分金融体金融体系都垮了，且不管你用什么经济制度，什么政治和什么经济都不管，总之在这样一场地区性的金融战争大部分是垮掉了，韩国人恢复最快靠民族努力，所有老百姓连金首饰都要捐给国家，以重建储备，再来重建韩国的货币体系，而在东亚整个经济体中没倒的，当然中国不算，因为中国没有开放货币体系，香港能够成功阻击掉东亚金融风暴，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完全靠香港的金融当局，香港货币制度，香港资本市场多么开放透明，靠的是当时中国手里大概有两千多亿的外汇储备，靠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绝对不能让香港垮了，垮了我们挂不住，我们刚刚回收香港，不能让香港垮了，因此客观结果是因为香港这个小小的经济体根本和其他的经济体一样，抗不住金融战争对他的打击，唯一能够让他撑得住的是大陆手里两千多亿外汇储备随便你进多少，所以维持了货币主权的大陆是整个东亚金融风暴蔓延到世界范围内，几乎可以说唯一不垮的发展中国家，当这些例证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内心深处是矛盾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尤其像我这种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从改革开放之初搞改革的人，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我说放下存疑，慢慢讨论，总之我们不能再简单化，我们需要看到现在面临的真实的竞争格局是什么。
　　我个人认定当中国完成以前的工业化自动原始积累，进入到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下一步参与的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中国当然会顺应规律，那就是扩充虚拟资本，加入资本竞争格局，这一点“拟定规律”而动不行，要受惩罚，怎么能够使人民币，成为一个将来在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信用体系、货币体系，这其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讲和谐社会，如果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金融资本竞争格局中失败，那将一败涂地，不再有和谐社会，类似于比如阿根廷，原来只一个中产阶级人口庞大，在整个拉美国家最稳定的国家，而又是欧洲后移人口最多的国家，占98%，全套是欧洲制度，一场金融危机下来以后，中产阶级一下子降到平民，满大街是凶杀抢劫，哪有和谐社会可言。
　　我今年暑假去了北朝鲜、去了秘鲁，去了阿根廷，阿根廷调研期间得出一个观点，未必是结论，值得讨论，就是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其实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危机，联邦制国家中的中央政府变成了民主政权，但是以往的地方政府还在“闭拢”主义，这些政治家手中控制，与中央地方的矛盾空前激化，然后中央当局无法号令地方，地方无法跟中央配合的情况下自主发行地方货币，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货币体系乱了套，中央不能控制地方大规模推动国有土地私有化的时候，外资进入买断阿根廷资产和资源，收益赚完了，某一天流出，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属于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纷争，缺乏对货币信用体系的基本支撑，而导致这个国家金融体系垮台，社会进入混乱，尽管他曾经是拉美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
　　而你们看巴西，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政治危机，哪怕是“卢拉”这个工人出生的出身的左翼总统上台，西方国家纷纷要对他制裁，但是能怎么着呢？谁也制裁不了他，解决不了他，问题在哪儿？在于巴西且不说资源广大，跟中国一样，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是绿色，不像我们大面积的是高原、沙漠、戈壁、山区，我们只有12%的平原面积，巴西大面积是平原，大面积是绿色，他资源是第一，就像俄罗斯可以吃资源不垮是一样的，巴西可以吃资源。第二，巴西有着在拉美国家最完整工业结构，不仅是重化工、钢铁全都有，而且造飞机的本事都有，巴西能造飞机，我们只能造美国人的飞机尾巴，因此他相对资源广大，人口稀少，他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然后有一个完整的工业结构，使得他无论什么体制，无论谁上台，他能够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哪怕有极大的压力，民主的压力，自由的压力等等，他仍然不垮，并且最后大家不得不向他妥协昂，这些我们说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大家只要放眼世界看一下，我们就不能简单的从我们自己现有的思维方式出发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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