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阶段判断我们看到，我们其实不仅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而且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虚拟资本的资本竞争阶段，我们下一步的走势，我根本不怀疑翻两番、翻三番，我说翻四番，翻多少番都可能，看你怎么翻，如果你顺应这个规律完全可以翻得上来，樊纲计算，大概是三四年前做过一次测算，我们国家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社会资产总规模应该在46万亿，这些年应该说早已超过五十万亿，经济在不断提速，资源在不断地转换为资产，转换为资本，我们说每年以万亿计的规模增加社会资产总量对中国来说不是难事，因为我们以前是经济非货币化，经济非资本化，那也就看出了一个规律，就是我们真能保住我们现有的这个国家的体制优势，不叫体制优势，能够保证你金融信用体系体制，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用自己的货币增发，来自我货币化我们的资源，然后自我资本化我们的资产，那当然会伴随大量受益的增长，客观上就会带来中国经济不断地翻番，你说翻多少番吧，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如果没有大的问题，翻到我们说的五十万亿以上的社会资产总量，你翻到七十万亿、八十万亿，甚至一百万亿的社会资产总量，可能，完全可能，因此我不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怀疑的是假定我们在某些环节上把握不好，可能会出问题，在这样一个整体的阶段性的变化之中，执政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该说是恰如其实，作为个人我是完全拥护的，个人我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应该是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阶段性的判断我大体上就说到这儿。
　　下面我介绍一下这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意见，它本身对我们讨论公平正义，就是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一，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何在？首先应该看到，既然我们不能简单的说靠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发的调节三大差别拉大的趋势，如果我们说不可能，当然也有人说可能，但这是另外的讨论，如果我们觉得不可能，什么是能够调节的？当然是看得见的手，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主要使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三大差别拉大的趋势，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呢，我想应该说“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咱们1994年推进分税制改革，当时咱们税收占GDP的比重只有10.3%-10.4%，很低的比例，而这个比重一直延续到1997年，到1997年还没有达到11%，1997年以后才逐渐增长，现在增长到多少？税收占GDP比重增长到2004年末的19%左右，接近20%，当然只有20%税收占GDP的比重，仍然不足以说明我们到了时候，这个时候财政作为保公平的二次分配的主要手段，仍然缺乏资源，但是我们客观上看到中国的财政不能靠现有规范税收，我们还有一大块是非预算，预算外的和非预算的，当然预算外和非预算很难统计，当然都是各个部门的小金库，没法统计，如果我们纳入进来考虑，应该看到，到2004年当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理念的时候，我们整个预算内包括非预算应该超过GDP的30%。
　　而世界一般规律，当这个比重超过30%的时候，一般政府承担保公平的二次分配的能力，也就是政府的分配能力应该说是上升了的，并且基本上应该做得到，所以我说，当我们讨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问题，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做调整的可能条件是初步具备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政策，你们可以分析，现在的政策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手段，比如说农村最大政策2004年，我说04新政最大者莫过于免赋，就是免除农业税，20多年前我们均田了，多数的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农民国家，历朝历代能够安定社会的无外乎四个字——均田免赋，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农民在本村治安事件很少，除非这个村有坏人，欺男霸女，干坏事，一般情况下传同小村经济所生活的那个社区内部犯罪的情况很少，农民什么情况下犯罪呢？离开社区的约束，离开社区内部化的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才比较容易出问题，因此你们看到最近公安部统计，近几年随着流动人口增加而刑事犯罪增加，刑事犯罪增加，而刑事犯罪又高比例的来来源于流动人口犯罪，到去年已经超过80%的比例，也就是说刑事犯罪中的大量，占绝对比重并且极高比例来自与流动人口犯罪，那是因为他脱离了他的财产关系制约，脱离了社会环境制约，而没有形成在城市中的社区环境，他是流动的、分散的，因此犯罪率就很高，而当犯罪率大幅度发生，并且不能形成“多封多捕”的规律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是社会性的犯罪，这是社会性问题，因此，我们说实现了居民免赋，至少是在财政有能力情况之下，安定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次，本届政府做了几个重要承诺，第一，要在2007年让所有贫困家庭子女都能上学，同时提出全国范围内完善低保，作到应保、尽保，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使用财政的二次分配保公平的功能，来使得持平人口得到基本生存的满足，而不至于犯罪，能够使得社会中应有的能上升的这些人有上升的渠道，什么上升呢？那就是通过教育，哪怕你家里一贫如洗，但是家里上不起学，你的聪明才智能发挥，就有可能上升为社会的中间等级，只要这个上升渠道存在，人们就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就能有效防止人民犯罪，比安排多少警察都管事。
　　我们大家也知道香港社会相对比较和谐，比较稳定，是因为香港的平民，无论是香港社会中仅剩的那点农民人口，还是香港社会的低收入人口、打工人口，他们的子女都能够一通过教育提升的人力资本，将来进入一个相对有预期的好收入的工作领域当中去，所以客观地看，本届政府所做的承诺应该说有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当然还达不到公平正义的层次上，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待会再说。
　　从财政有了条件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论是低保、免税，还是搞教育还是现在，最近几天温家宝通知明确提出把下一步，我们要把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开支的比重提高一倍，原来我们说二十，现在要提高到四十，农民拿十块，政府拿四十，这样意味着二八开，原来是1：3的比例，现在是1：4的比例，再以前我们九十年代初曾经尝试过建立农村医疗失败了，是因为当时只拿十块钱，政府为九亿农民拿九个亿，所以十块钱不行，现在准备每个人拿四十块，这样给农村医疗领域有一定的投入，这些当政府财政有一定投入能力的时候，政府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值得我们大家认同的事情，而且是有利于这个社会的良性发育。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我个人是高度认同的，首先是因为东亚小农社会国家，日、韩和连同我国台湾，都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的时候采取农村综合建设的战略来稳定乡村，扩大内需，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非常符合现阶段的发展要求，我们稍微往周边看看就知道，日本战后五十年代短短十年时间完成了二次工业化的恢复，开始进入到工业化增长起飞阶段的时候，于1961年开始提出农村的综合建设，1964年立法，整整前后搞了十几年，把日本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全部完成，村村通硬化路面，家家通了电话和上下水，教育完全到位，医疗完全到位，整个农村十几年的增加投入、加强建设的过程，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几乎是一样的，其结果一是为制造业找到了一个极大的市场，当然这是政府投资造成的，其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同时农民收入提高带来了极大的购买力，造成工业化起飞阶段必须的内需的基础，内需是必要的。
　　我们看韩国也是在朴正熙当政时期，当工业化初期阶段完成，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新村运动，政府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在咱们国家叫以工代赈，在韩国和我们做法是一样的，政府出基建材料，农民投工，以民民族主义的理念作为动员，结果韩国也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新村运动，同样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同时社会矛盾相对弱化，使得韩国基本完成了以新村运动构改造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我国台湾也是在70年代末，进入八十年代之前，工业化起飞之前，因为他是接受日本“验证式转移”，所形成的工业化，因此他也是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开始了台湾农村综合建设的运动，也是前后大概用了十年左右时间。
　　我们就是看北朝鲜，我今年夏天去北朝鲜，他们也很清初，在1989年之前北朝鲜先于中国十多年达到人均国民收入890多美元，将近900美元，人均生产粮食700斤，也已经率先完成了城市化达到70%，以工业为主，早就工业85%，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好多目标，朝鲜早在1989年就达到了，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仍然是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他也是东亚小农社会，但他所参照的是苏联模式，你在朝鲜的街上去看没有自行道，不像我们中国因为是自己先发展的轻工业，发展的自行车，我们轻工带动重工，然后钢铁工业等等，我们是这样一个道路，我们到现在为止仍然留有比较宽的自行车道，但是他那没有，典型的苏联模式，只走汽车，农村完全机械化，专业化种植，完全的商品化经济，我们今天要求的产业化、区域化、商品化、机械化、电气化早就实现了，其结果，苏东解体，轻工业的换货贸易体系终止，这个高成本的石油依赖的小农条件下的，本来是搞小农经济的，没搞，就像我们现在强调规模经营，强调这个那个他早搞了，一步到位的跌入谷底，拖拉机不能开了，60%以上的拖拉机“怕污”，又由于3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不像我们说你们搞大包干就行了，不对，他搞不了，为什么？咱们搞大包干的时候，我的领导“杜润生”老先生所的话非常直白，咱们是八个人养活两个人，好比让城里人坐四抬大轿，所以我们搞大包干是八个农民养活两个城里人，我们搞得起，你让朝鲜三个农民养活七个城里人，他养得起吗？超前城市化，超前现代化造成的高成本，使他的农业化最后彻底垮掉。
　　我们今天大家脑子中憧憬的东西，包括现在网民批我，大家要不用现代化与批我，要不用农民农民受益的话语批我，总之是一个话语的建构过程，我一概没法答复，因为大家不在一个领域讨论问题，不是一个话题，我说你们谁也没有像我这样到世界发展中国家去跑农村，跑贫民窟，你们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在苏东解体的时候，一个人背着一个包去转七个，你们都没有干这个事，你们凭什么就说我这些眼见为实，得出的经验分析是错的？我们看今天的基本态势，如果可比，你就去比世界上其它的发展中任何大国，一比就比出来了，今天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相当重要的发展战略，是值得我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书特书，它将有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这个恐怕还得有一个过程，但是和谐，相对来讲社会矛盾弱化，刑事犯罪的发案数量相对有所下降，这样走下去我们是能做到的。
　　我们以往很多倾向性的问题需要各位媒体朋友，比如说我们倾向性问题，过分强调现代化，过分强调城市化，甚至有的言论是消灭农民才是真正解决农问题的出路，有些过激的说法，当然也能一时之间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听了为之一振，但是现实吗？可能吗？我们希望大家还应该考虑两个基本矛盾，短期内不可能根本解决的，第一就是我刚才讲的基本国情矛盾，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日益破坏，人口日益膨胀，又无法向外转移贫困，无法向外转嫁矛盾，无法向外转嫁危机，只能自己内部自己消化，因此我们比一般发达国家道路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简单的说个现代化，可以，但是请你们注意十六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改了说法，说2020年经过努力可能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然后再要经过二三十年努力我们才有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然后这叫做初步现代化，我们可没说近期内2020年就现代化，2050年就现代化，其实我们预想的目标到2050年初步现代化，然后再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到本世纪末我们有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那时我们大家眼前能看到那个现代化，我们自己已经把现代化这个话语静悄悄的解构了，这难道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吗？不是，我们有点岁数的人都记得，1980年我们应该实现什么，当年我们周恩来总理，我们尊敬的好总理提出的目标，1980年实现工业化，但是没实现，那个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没实现有人解释吗？没人解释，再问你，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提的什么？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静悄悄地被现代领导人挪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去了，有人来说邓小平那四个现代化没实现吗？客观上没实现，去纠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说做媒体的朋友内心深处要有一个解构的本事，不一定要把它公开说出来，但是变说法本身就已经解构了，我有一本很通俗的东西叫《解构现代化》谁有兴趣可以拿来看看，很多地方都要结构现代化。
　　接着，我们第二个要调整的话语，那就是加快城市化，我们一段时间以来都说只要放开户口就能够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我得提醒各位，城乡二元结构也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制约，但这叫做体制制约，九十年代讨论三农问题的时候，当年战略管理发布过一篇文章，1996年，标题叫做“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我一上来就说三农问题主要产生于，并且受制于两个基本矛盾，第一，国情矛盾，第二，体制矛盾，基本国情矛盾和基本体制矛盾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因此我不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可以根本改变，当然也有很多人批我，批我我不反驳，我只是跟媒体朋友交流一下，你们谁就便可以出去看看，那些城市化发展比我们高的国家，去看看墨西哥，去看看巴西等等。
　　我去过四个国家大型贫民窟，第一个是墨西哥，然后是印度、孟加拉、巴西，去年夏天我辞去中国改革杂志社职务的时候，正好是在巴西贫民窟里作考察，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听到我们国内学者，无论是南亚学者，还是拉美学者，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政治学者，有谁真正到贫民窟里面作过考察、访问交流，大家一般都是眼光向上看发达国家，即使你看发达国家，也不愿意看看纽约中心的哈莱姆区吗？那不也是一个现代法治进不去，现代管理无法建立地方，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过半年的访问学者，住就住在哈莱姆区旁边，哈莱姆区中心区是一百二十五街，我住在一百二十一街，每天要从那穿过，那是一个很难描述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今天主张加快城市化中的一系列派生的所谓安排都有问题，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土地都是私有化，你们也知道越是农业现代化，越是物化劳动投入增加就意味着农本越上升，农本上升就要扩大土地规模，以土地规模扩大所产生的绝对地租的产量增加来抵补物化劳动成本投入的增加，这是农业的规律，于是乎，假如我是一个农场主，我也得尽可能去买地，扩大我的土地规模，因此你们看这些土地私有国家都是大量产生农村中无地农民，赤贫农民，印度无地农民占34%，能打点零工打零工，能当个长工当个长工，能当个短工当个短工，但是所有这些土地资源相对比较短缺，而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有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有游击区，谈不上和谐社会，那就是阶级矛盾转为激烈的对抗冲突，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另外一方面，那些不参加阶级斗争的人怎么办？流入大城市，变成贫民窟，但是城市土地也是私有的，于是乎流进城市的数以百计大型贫民窟的人口停留在哪呢？公有土地，也就是铁路两侧，河道两侧和公路两侧，于是当政府想搞基础设施，别说改成高速公路，改成对开双车道，门都没有，想疏浚河道，不可能，想把铁路改成双轨也不可能，因此你们看印度老发生交通事故，翻船等等，为什么？基础设施极差，英国人留下来到现为止改不了，你动动试试，孟买的人到上海来参观，一看上海这么棒，说好了，我们当年孟买比上海强得多，我们是东方明珠，回去以后照上海这样干，回去以后一干，先出的是贫民窟数百万群众跟警察的冲突。他没法做，我们是1998年开始启动高速公路项目，短短五年时间内使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英国到现在寸步难行，根本问题土地私有化。
　　今天我们的学者讨论土地问题是从微观问题看，当然也有宏观角度，只有把土地私有化，金融资本才能进入土地，土地才能作为抵押品，我说也错了，你去看看韩国，土地私有，可以抵押，但是金融部门得到低压放出贷款还不上的时候，请问日本、韩国哪个金融部门敢到日、韩农村去收地，他是“聚落而居”的村舍，无论是小泉他们家亏了，还是三木他们家亏了，总之你到人家村收地，被人家打出来，你根本不可能，现在金融制度针对东亚小农是不可能运作的，结果当然就是这样，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我们是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本理念，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那所有这些我们过去大家相信的这个话，那个话，对不起，都得重新再思考一下，能不能简单拿来照搬，拿来就用，所以我道我们学校上一辈的不说了，年轻教授四十岁以下的，做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农村的比较，怎么比，且不说这个，你们以为发达国家农用地规模扩大了，现代要素投入增加，他就现代化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成功，我这个判断可能会受到很多人的批判，但是你们去问问美国，美国有17万个农场主，我们是两亿四千万农户，这是第一不可比，第二，美国十七万农产主每年拿到两百多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平均每个农户一千元补贴，这一万四千美元在中国农户，我们是完全一步到位的大康了，有谁能把中国两亿多农户消灭，把他改成17万农场主，就算你改成了还有两百多亿美元的直接补贴。
　　我们看欧洲农产规模比比美国少得多，欧洲平均每个农场主得到政府补贴一万七千美元，日本农户规模更小，尽管做了山水田林木的综合治理，农村建设全都搞好了，但是日本因为农小规模小，所以平均规模大概两三公顷，尽管是我国农户平均规模的六倍以上，但是日本农户得到政府补贴两万多美元，否则根本没法维持，就这样也照样是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农业完全丧失竞争力，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关税保护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他才能维持农业存在，哪个国家成功了？所以我提醒各位，现代化的口号是一幅美景，是一幅图画，但是我们不好推波助澜的鼓动大家都去撞，去啃墙上画的馅饼，啃不动它，弄不好就啃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说城市化，现代化都有一点问题，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希望大家批评.
　　最后提醒大家，真正的公平正义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对概念，发达国家能够相对保证社会比较稳定，主要靠的是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中产阶级从自为的阶级转变为自觉的阶级，转变的标志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这一点在本国从来就不稀缺，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只不过最近这几年被我们扭曲了，我们的理论强调追求利润指标，利润第一，我们强调个人收益最大化，这些东西在我国民国时期还是在清末，在中国原来那个民族崛起的工业化阶段都是被人所不齿的，我们早期的企业家强调的是实业救国，而不是个人收益最大化，当时也不是教育产业化，我们的教育家们，无论是蔡元培，无论是“曹辛之”，中国大师级的人物强调的事教育救国，有谁讲教育产业化，有谁像我们今天这样这套教育体制，没有，要不然就没有“梁树敏”，梁树敏没有学历，怎么能成为北大教授呢？
　　再看我们的科技，当年搞科技的科学家也是科技救国，技术救国论，而当我们只是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变成微观的决策，成功吗？而且不光是民国还是清末，我们看看80年代，早年我们在研究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今天已经很少被人引用了，因为它不是英文的，那篇报告主要的调查执笔人是今天的“陈启文、周其仁、杜英”，我不知道他们记不记得当年的调查成果，我是倒背如流，因为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是，小土豆一个，跟着他们后边跑，认真读他们的文章，学出来的，那篇文章我印象深刻，他们做了二百家大型乡镇企业家的调查，企业家的第一个目标都没有是利润目标，什么呢？社区就业最大化，企业的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社区福利最大化，那个利润目标排在三四五以后，我说我们八十年代曾经有过这样的，因此那个时候黄金增长，那个时候社会矛盾很不值得一谈，九十年代有问题。
　　我们再看国际上的企业，我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会，世界五百强总裁圆桌会议，所有在会议上发言的世界五百强总裁，没有一个说本企业、本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都是第一目标社会的责任，接着说我们因为实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利润，我们一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投资国让他发展起来，然后将生态、环保，把所有目标讲完之后，最后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以我们还是要追求利润，哪有像我们一面倒的只鼓吹利润目标第一的，这次分析十六届五中全会三个特点的时候说得很到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我们说如果中产阶级这个社会中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阶级他不承担，反而被我们知识分子忽悠成了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且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中产阶级等成熟吗？他不能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所有的具体问题都泛政治讨论，越是把具体问题政治化越没法解决，我们还有很多人去忽悠农民，把农村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泛政治化讨论，农村之中的家族之争，势力之争全部政治化到今天无法解决的地步，这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鼓乱”，我弄不清楚。最后当他们这些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农民被摔得头破血流，我们后边吹这些事的人，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来帮你，哪怕帮点路费，让你回趟家，我到你们那儿去说说，没人去干这个事，因为那没收益，而你只要鼓吹着国外的说法，你就有大把的洋钱可挣，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如何考虑让我们已经形成的社会中产阶级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和谐社会也好，还是公平正义，总之它是相对的，相对有一个承担责任的阶层或阶层，这个阶层还不成熟。
　　我们接着分析它的结构，不成熟取决于内部结构，什么结构一样？我们都知道资产动或者叫资本流动，它的流动速率导致收益水平，在中产阶级中什么类的资本家的收益是非“在地化”获得，或者流动性最强的呢？第一，很明显，大家都能理解的是金融资本，因此追求投机收益的金融资本不必有在地化的收益，因此不必对“在地化”问题负责，他至于在纽约股市上获利，还是在伦敦股市上获利，那是电脑操作它就可以的事情，因此你这儿怎么样，金融资本不必太多操心。
　　第二就是我们的资本家，资本家也是流动获利，而且相当多的人手里有绿卡，这儿怎么样未必他一定要那么关心，这两类人相比较而言比那些财产在地化的实业家对社会关注度可能要弱一些，我说结构性分析知识可能，我并没有举任何例子，我也不是专门指向什么人，请各位别误会，我只想提出结构分析，如果谁愿意对号，去把这些结构对到某些言论的号上去，那是别人的事，我不管，我只提结构是存在的。一个社会追求和谐，总之第一个一个必要的内在因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自觉的阶级，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第二，不要以为自由契约理论错，而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构建正常的自由契约的条件，什么叫自由契约，资本跟咱们八亿劳动力建立自由契约吗？有点幼稚，正常的契约是劳工谈判，那是群体谈判，我们如果不能在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或者外资企业中认真贯彻工会法，如果不能贯彻劳动法，不能让打工形成这种有组织谈判，就根本不能成对等谈判的谈判模式，就没有正常契约，没有正常契约何来自由契约履之。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二个条件，取决于我们如何贯彻工会法和合同劳动法，到现在为止绝对比重的私营企业、个体企业是不按照劳动法签订合同的，使不建立工会的，我们这些问题都不谈，这怎么行？这个社会怎么能和谐？没有劳动者，没有组织谈判就没有办法建立正常契约关系的可能，因此当然是打工组在与地，建不起社保，然后他最好的劳动年龄段被资本占有，然后回到贫困地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我们说负责任的看，我们今天的矛盾其实很简单，在农村中我们相对来讲有构建和协社的基本条件，是因为农村中还没有出现资本跟劳动之间的尖锐对立，我们在城市中构建和谐社会比较困难，是因为城市中资本劳动对立，这是本质矛盾，而这并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性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并不是我的发现，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者们早都有这个公识。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之所以对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相当高度的认同，是因为农村现在恐怕还是一个比较有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域，只要我们工作到位，相对来讲还是能够安定住农村，安定住农村就能够相对安定住社会，因为我们国家上层建筑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军队，它的主要成员来源于农村。
　　大家当然可以批评，但是否愿意参考我一下我刚才这些完全非主流的说法，我唯一敢这么说的原因不是我有理论，而是我有实地的观察，来自于调查研究，当然客观上说，凡属于感性认识都是不完整的或者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我认为我有很多缺点和不足，希望大家多多批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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