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元结构的存在，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就使得城市内部的状况在发生明显状况。前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人，还有一个麻省的一个人这两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讲到最基本的预测，就是21世纪中国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农村的问题向城市的转移。或者说原来只是通过农村表现出来的问题，或者城乡之间表现出来的问题，现在要表现在城市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这里我不可能很详细的来讲，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影响逻辑链之长。前几年我提出一个概念，新失业群体，这个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一个概念，就是把它当做和国企的老失业群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一些中小城市当中，新市业群体的数量已经相当于老失业群体的三倍。这些人父母有的失业了，有的退休了，自己原来十七八岁，现在三十多岁，开始结婚生子，但是还是浪荡着，社会上开始指责他，你为什么不就业。农民工可以在城里端盘子，你如果端盘子，可以失业吗？人们就把这个归咎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这样的一种解释。这批孩子现在也是破管子破摔，整个社会反正也是瞧不起我。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不完全在这，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由于这样一个二元结构存在，这样的一个城乡巨大的二元结构存在，导致了城市当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城市当中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相差太大，高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全球化和国际接轨，越来越往发达国家靠，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城乡差距8倍，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价格会压的很低，我们楼里看电梯的女孩400块钱一个月，一个月还得扣几十块钱。和一个清华教授相差20倍。假如一个北京的孩子，如果按照你的要求去端盘子或者开电梯，挣一个月360块钱，最后能拿到手里，但是他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的，社会网络是诚实的，总得有一些狐朋狗友，狐朋狗友一个月吃一顿饭，不算多吧，可能他一个月的劳动可能只够请狐朋狗友吃一顿饭，而且狐朋狗友不能太多。这个就造成一个结果，你只要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获得一个工资，对于维持这个城市的生活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去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一个结构背景下，把整个社会分成三波人，我们在座的是一波人，你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你大体上是平衡的，然后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生活费用，城市主要费用不承担，大体也算均衡的，最惨的就是从城市当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一个就是我说的新失业群体，一个就是下岗之后的再就业，就是所谓的打工，这个一打不要紧，就把自己打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这个能获得的收入和城市当中的收入几乎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接着又来了，它又直接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农民工在这个城市定居的问题。由于农民工从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所以这个定居的困难并不仅仅在于户籍，我们过多的是把眼光放在了户籍制度上，北大几个博士生曾经去研究说，我们前几年有一个农转工，最初征用农民的土地给他两种东西，一个是城市户口，还有一个大集体企业的工作，这是比较早的时候，后来博士生研究，经历了五六年以后，看看这些人干什么，发现几乎处于失业状态，完全融入不了这个城市。
　　现在再提出来，我们成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世界上很少建的，我们这个工厂不是由工人支撑的，我们是市民化产业工人化，我们面临双重的问题，不仅仅是户籍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国家出社会保障的问题，而是说，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收入，对于维持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费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看，后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政府也好，学院也好，经常说的很顺嘴的，就是市民化产业工人化，好像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一方面身份上市民，这两个东西就是不能一致，后来我研究。要不市民化，但是不会产业工人化，要么产业工人化，不会市民化。为什么？农民工可以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在建筑工地旁边的产业工人，第二部分经商的，哪怕是摆菜摊的，第三是失地的农民，第四是个体的就业者，比如保姆什么的，这里说谁能说市民化。人脉的积累、资本的积累，所以能够市民化，但是不能产业工人化。真正要说产业工人化，因此说是建筑工人，流水线的工人。但是你在这个城市呆20年都不会有任何积累，市民化一点都没有迈进。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这个市民化产业工人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完全不能重叠到同样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身上。这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特有的一种城乡二元结构。还是回到新农村的几个具体问题上来。
　　从最实的角度来说，不是从最重要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我一直在提的，就是新农村建设当中最实的东西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钱。这个钱，我在很多地方人们问我，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很奇怪的。三农问题讨论这么多年，人们觉得突然很奇怪，有点不太相信，是因为不相信这当中有实质性的内容。你说有实质性的内容，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这事是真的，三个因素碰到一块，三个动力碰到一块，政府对于稳定的需求，经济增长对内需需求，第三除了农民之外所有人普遍的负疚感，因为欺负农民时间太长了，这三个东西形成了合力，所以现在有了新农村建设。
　　首先说钱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当你有了一笔钱，一定要看到这个钱的旁边趴着无数的饿狼，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研究，中央政府能够拨到村里的钱，最后不用说村里用的怎样，最后能到村里去的是15%到30%，这个我觉得这次新农村建设，你有什么东西能够保障这笔钱，从中央、省、市、县到村庄一直到农民整个七个层次，怎样真正用到他们的头上去，别说用的好坏，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非常的不乐观。所以人们开玩笑说，中国森林失火，林业部发财，江河发水水利部发财，新农村建设不知道谁发财，一定要注意这周围趴满了饿狼。
　　第二个还是跟钱有关，温家宝总理说今年的财政安排一千多亿，加上商业贷款可能三千多亿，我觉得因为农村发展，还是按照农村内部的动力，我是有这么一种设想，这个钱，财政的钱一部分用在教育，一部分用在道路、桥梁、水电、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我觉得能不能拿出一笔钱里，这个钱可能是一百亿或者几十个亿，搞什么呢？搞减免税费，我曾经和一些基层干部探讨过，他们都很同意。比如三到五人和农村有点关系的，和农业有点关系的小企业，干脆税费全免，这样你很可能用一万块钱免一个小企业的税费，就可以催生一个小企业，三、五个人，这三五个人的企业，一年假设用三五千的收入，也不会太高，你想有一万块钱可以催生这样一个小企业，一个亿就能催生一万个这样的小企业。要有一万个这样的小企业，大家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力。然后它会造成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过去都是农村的资源流向城市，如果实行这样的办法，很可能会把县城、城镇甚至中等城市当中的失业者当中的一部分，人力或者他们拥有的资源吸引到农村，失业的工人做点和农业有关的，或者很勉强有点关系的，我到农村注册这个企业，税费全免，我就三五个人。这样会把一些城市的资源带到农村去。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甚至在城市都不妨可以试一下。有人跟我讲，我没有核实，在里根时期，25个人以下的企业是基本生产，这对于当时刺激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很多的小企业，所以说，你的标准就是能不能给你创造GDP，能不能创造财政收入，可能无数这样的小企业，GDP上没有太大的贡献，财政收入上没有太大的贡献，但是就能够养三五个人，使得这几个人每年有一万块钱的收入这就是功德无量，如果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企业，最后的结果是总体收入提高，购买力提高，社会的内需平衡。这样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我一直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新农村建设，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方式。建立农民的需求的基础上，有农民的参与，不求形式，但求实质性的改善。比如一个村子，不能喝上清洁的饮用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你可能改变它的水源用不了多少钱，但是很可能是解决了整个村子的疾病问题，但是你看起来也不是像这个政绩工程这样的招人，但是实实在在的起作用，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我觉得新农村建设，很可能用最坏的方式去办，而且最坏的方式，甚至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和张鸣的题目联系在一起，这个不解决，所有内部的外部的资源都不会得到很好的利用。
　　还有一条，就是我们要看到最近这些年来，由于农村经济衰败，同时经历了一个社会衰败的过程，就是整个农村。所以我们谈选举也好，我们谈自治也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吸取技术，所有的这些看来，一定是想这种选举也好，这种自治也好，包括其他方面，如果是在过去的规范的体系全面的崩解，人们的道德伦理全面的沦落，然后社会当中有点影响的人，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什么东西能够搞成。昨天我听一个搞法学的同志讲，为什么反对土地制度改革，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土地制度如果不改的话，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他说改了之后，要么把真正土地所有权落实给村，村有的集体土地可以进入这个市场，要么落实到个人，但是我们现在靠我们房地产开发的一些过程，这两个主体完全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黑社会轻而易举的搞定，这个在我们北京的郊区无数次上演这样的场面。你何况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所以整个秩序已经全面衰败的地方，农村怎么来做。
　　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农村的问题，我们已经处在不可治理的状态，为什么？基础的支撑的这些因素在丧失，而我们改革思路的一个误区在什么地方，我们老说制度不完善，要改革我们现在的制度，还有一个体制就是制度如何失败的。制度不完善，人们钻空子，对，没错，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就是充满着空子可钻的，但是有别的东西可以支撑它。我老举一个例子，欧洲一个手机公司，为了挣手机费，向人们免费来派发手机，说你签一个字，就可以把手机领走。最后只有对中国人实行一个办法，要提供证件，要联网，录入信息，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有时候就换一个地方领一个，领了三四十个，问当地的居民，你就签一个，不怕他重复领吗？他们傻呵呵的耸肩说，这怎么可能呢？完全不理解还会提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制度，你说这个简单不简单，你说有多少空子可以钻，但是有效的起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制度失败，不在于制度本身，现在有人研究中国的反腐败制度，有的地方比国外的规则还要严格，但是就是不起作用，很多在制度之外。
　　最近美国的国会也是，美国国会有的议员吃请吃出丑闻来了，于是口头通过一个决议，以后谁在吃请，必须这几条，谁请你吃的，吃的什么，在什么地方吃的，因为什么吃的，把这个都说明出来。会不会有人，个别人会不会看这些东西，我不担保，但是这个吃请的问题可以说解决了。就这么简单点事，但是这个在中国不能做，不在于制度，我们总是期望一个好的制度一定要无懈可击，无缝可钻，这个不可能。如果有这个制度，成本无法承受，所以，现在是面临着一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说农村可能如果假如说这些东西能够成为可能，我觉得包括城市在内，我觉得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东西筹建的过程。我就说这些！

　　提问：你好！我是经济观察报的，刚才孙老师说的对农民办的小型企业的在税费上的扶助，我举个反例子，我觉得不大可能实现。当时为了解决一些城市的下岗工人，为了鼓励他们就业，有些地方税务部门就规定下岗工人创办的企业三年免税，结果出现，在我采访得有些地方，所有的餐饮业法定代表是下岗工人，结果税务部门不得不限期要求整改对企业进行审查，然后来催还税款，如果预期不还，惩罚金额将是税款的百分之百。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三农问题，讨论这么多，有一些学者研究，三农问题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阶段，我们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三农问题背后就是农民的权利问题，所以我不太明白，大家讨论这么多三农问题，包括温老师讲的要这种模式，那种模式来解决，我想有一个潜台词或者一个前提，是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或者农民没有属于一种权利贫困的状态，而要解决权利贫困的状态，恐怕要涉及到我们根本的政治制度，正因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所以三农问题也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在给农民想这个，想那个，我不知道孙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说的三农问题不能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第二个，包括张老师、孙老师都谈到了，包括农村的宗族，包括农村的选举，我也是有一点不太认同的。当年为什么我们有乡绅制度，包括我们当年可能认为当年的宗族对乡村的管理或者控制可能比现在的所谓的黑社会械斗要好一些，一个很大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有一个信条，国权不下限，但是现在宗族势力，比如一个村里，一个宗族的代表，为什么有势力，他可能是企业家，这是官商勾结的企业家，或者家里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在政府工作，这样产生的这种宗族和以前讲到的宗族和乡绅治理是不是能够等量齐观，不知道老师有什么看法。
　　我很不同意张老师对农村海选的批评，我看到很多地方农村海选村民自治，最后进行不下去，是因为有党支部在里面，两个委员会共同存在在那里，使农民自治不能进行下去，这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多人会批评说，说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拿自己的选票换鸡蛋换大米，我想问，他们的选票至少是有价的，我们选人大代表的选票可以换大米鸡蛋吗？如果这样的选票是透明的，农民难道不知道对自己的公共利益有好处的人吗？我觉得张老师对海选这个问题我不太认同。

　　孙立平：我先说农民权利的问题，我非常同意这一点。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理解的很虚，也可以理解的很实，如果说农民是主体，下一句话主体的最基本问题是全民的问题。我原来写的提纲也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今天是内部的会。我说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非常简单，多低？我说中国人只要有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的权利，这个事情就比想象的要好。就是说，比如上街游行，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还可以有言论的自由，我觉得有了这个权利就会好的多，我觉得农民的问题，我同意第一位是权利的问题。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减免税的问题，我当时也同意这样的现象，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农村治理的结构的变革，和这个过程联系在一起，第二个我们还要看到农村和城市的一个区别。因为城市是很多资源，农村这个资源相对比较稀少，然后我们可以去想象，在城市当中，它可能一个很不错的饭馆，就有一个失业的人员作为主体，但是作为农村一个三五个人小企业，可能一年的营业额也就三五万块钱，最后可能收益，包括大家的工资也就一两万块钱，所以我想在这方面的情况可能稍微乐观一些，但是这个问题我同意是存在的。一个村里假如有五个小企业，可能有三个村干部办起来，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村干部也符合这个条件，只要是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小企业，我觉得就可以了。

　　张鸣：城里的企业都挂农村是法人，这个不是免税嘛。农民有没有他的国民待遇，这个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其实我也知道，农村这个选举很多问题，实际上那个选举不是真正赋予我们权利的选举，它本来村委会是一个乡镇的一个腿，你现在顶处不改，把腿卡着，上面很多事，你要通过这个来治理，都要通过乡政府来做，两委合一以后，乡镇政府以党委的名义来下命令，按党的系统走，你完全没有自治。这一点上，我就说，我在中国，我就说，在抗战时期，根据地搞过很多的选举，搞的很认真，但是恰恰这个选举把中国农村原有的乡村自治基础给摧跨了，民主这个恰恰是作为摧跨的一个利器。所以土地改革的时候，搞的非常凶，非常的不人道。怎么会搞成这个地步？跟共产党合作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会威风扫地，跟这个选举密切相关。毕竟民主，毕竟选举了，不见得。当年好多外国友人到中国来看，充满了赞美之词，只有一个人说虽然你们民主了，但是你们所有人回答都一样，我问所有人，从恋爱到结婚，到国际问题答案都一样，不用教，大家都一样。就是没有权益，对你来说，一个人没有起码的发言权的时候，思想全部一致的时候，这种民主有什么意义呢？

　　提问：我是经济日报，经济杂志的，我想问一下，在79年的时候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是全国第一个搞农村改革的，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到99年的时候，仍然是安徽最穷的村之一，1999年省外面的两个单位给这两个地方安的电话，1999年是外面的公司给他们修的马路。他们为什么还会是全国安徽省最穷的村子。当时发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当时叫刘宏昌，后来当了村党支部书记，退休以后，把这个村长交给儿子治理，老百姓全部反对，这个可能是这个地方落后原因之一，我想你怎样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全国最早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为什么还是最穷的地方。

　　孙立平：实际上小岗的状况来说，至少是三套东西，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的体制，第二是小农经济的体制，另外一个现代商品经济体制，实际上三套不同逻辑，我们说它思想很解放，是意味着它从人民公社的那个制度，那个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小农的自然经济，在这个层面上，它是走在了前面。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这个东西比较简单，贫穷、饥饿的逼迫可能走到这一步，但是它又会从小农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是完全不同两回事，这里有三套东西，这样解释可以吗。

　　张鸣：合作化过程当中，这叫什么城乡解放。只不过它敢干而已，跟后来的没有关系。后来完全是另外一个思路。

　　提问：在耐用品消费品时代，我们对农村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了，我们城市很多行业用工还是依赖于农民的，比如服务员、建筑工人、包括保姆，这个也能不能理解成对农村的一种依赖呢？

　　孙立平：当然，如果从劳动力角度，而不是从产业的角度，从劳动力的角度可能不仅仅是保姆，这个包括现在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肯定和农村当中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个是联系一起的。但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依赖是两个产业之间，两种经济之间的依赖。

　　潘岳：我们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很快就会失去的。

　　提问：我是河南日报的，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农民的权利、宗族很多问题，我就是说将我了解的一些现实给大家说出来，以供大家借鉴。谈到农民的权利，我感觉不是说给不给农民权利的问题，农民有权利，但是现实当中享受不了。孙老师说中央到农民七级，这个少了，从乡到农民就五级，一个乡20个村，四个村一片，片区有区长，片区下面有包村干部，乡到村有包村，然后村支部，才到村民，如果加上副乡长等等这些太多了，下面还有小队长，小组长，包括分地的时候，都是小队里，以队单位来分的，不是有没有权利的问题，都消耗在行政层级上了，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看到资源问题，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样，在河南平原地带，一个人平均下来有两亩地非常足够，一般都是一亩多一点，一亩地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农民亲口跟我说的实话，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开始干，干到过年，然后攒了一笔钱，过完年，到了正月十五再算，如果剩两千块钱，还行，干到50岁，盖一所房子花了四五万块钱，没有了，干了。学者、专家、记者关心权利，农民不关心权利，农民只关心我有没有钱。所有的权利最终归结到一起就是钱，考虑任何制度安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资源的前提，所有的制度安排是受到资源限制的。
　　再一个问题，现在劳务经济，尤其在河南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词。一说就说每年我们县有多少万人，几十万人到哪里去打工，每年回来多少亿的资金，但是反过来说，一个村三千多人，大概三千多人有七八百户，走出去的，男人出去了，前几年省妇联给我们一个数字，后来农村65%的都是留守妇女，65%家庭男人走了，留下的就是留守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村都空了，关心权利有什么用，农民关心的是我出去打工，能不能把老婆带出去，带出去以后，能不能不用再回来。这就是新农村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推进城市化，可能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也没有很深入的思考，这是在平常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提出来只是供大家借鉴，没有其他的意思。

　　提问：我是北京晨报的，我们这个报纸是都市报，基本上关注农村的还真是比较少。我想好像我上一次比较认真关注农村的时候，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包括谈到的好多问题，包括孙老师讲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带动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好像还是学校的时候讨论的问题。今天这个会议，我感觉两个比较感性的，一个是听了以后很难过，还有一个很悲哀，难过的是确确实实这么多年，20多年农村没有变化。悲哀的是三个老师给我们的结论就是无解，就是一个无解的结论。孙老师讲了几个问题的解决方向，这个方向听了一下，有人农村自己来增加附加值的，还有转移一部分人出去，还有国家投入，还是无解。农民自己解决，这个不可能自己解决，怎么解决的了，唯一就是给钱，给钱这个东西老师也说了，70%到85%的损耗，而这个损耗，河南日报的同行也说了，这种损耗的比例很大。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在这方面耸人听闻，前两天有朋友问我，他们有一批美金，能不能在北京给换了，换成一种合法用的，这个美金是哪的呢？是印尼海啸的时候，全世界捐给他们的。在当地只能用于赈灾的，当时不敢花，一年以后，能不能把合法的给花出去，或者有没有什么路径从印尼拿出来，拿到中国来花。这种第三世界的腐败，也是一个无解。
　　从这种情况下，这么高的成本来获得一个投资的钱值不值，这又是一个问题。包括咱们说的权利，第一次我们关注农村问题，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对于执政党来讲，会给他们权利吗？给了权利以后，农民反过来会要你刚刚买你那个产权，那个你可能不会放的，那个会造成社会矛盾更大，这就是一个稳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刚刚买了房子，能不能保持70年产权的时候，对于确实权利的拥有者来讲，或者主流的学术界来讲，大家有没有一个主流的声音，认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或者从高层来讲，有没有一个什么解决的思路？因为我们现在从逻辑的角度来讲，我想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

　　 孙立平：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变成能和不能的问题，因为这个无论是能还是不能，都有点太绝对了。但是确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我看不到一个农民到时候富的比城市还流油，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里不排除有限的改善，也只能这样，这种有限的改善，既使在这样腐败大环境下，我没有办法改变大的招，在大的东西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小的东西能不能做。比如刚才说腐败这个问题，能不能去在一定程度上尽量缩小腐败所造成的代价。
　　我举个例子，当时沸点之后，当时吴仪找我去谈农村医疗的问题，吴仪旁边坐的四个副部长，我们当时提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当时我就说是不是有一笔钱，吴仪说肯定有一笔钱给农村医疗，我们提了具体办法，如果这样，不如发医疗券。如果走医疗系统就是房子汽车，钱多也好，钱少也好，一个农民能够轮上多少钱，你把它变成医疗券发给农民。你看一次感冒15块钱，就掏15块钱的医疗券，这个相对比通过卫生系统一级一级剥下去好的多，但是我后来知道的情况，还是那样的拨下去了，用到最正当的用途是变成基层卫生院人员的基本生活的改善。


　　提问：刚才几个专家都讲了，我谈一下我到河北涉县农村的一个调查，这是一个选举的问题，我们到那调查以后，县委陪同我们调查的时候，调查的结果是举报人在说话，当我们自己私访的时候，几乎我们遇到的所有村民，都和举报人所说的事实是一样的。这个事情我们回来以后，和民政部基础社会司也跟他们了解了情况，也跟中组部咨询了情况，我的结论是什么？农村的贿选不可能避免，既然知道这种情况，在专家一层面，有没有正在立法机构或者专家学者机构，进行比如说深入的调查报告，做一个联名要求终止这种自治选举的这样一个事情。现在中组部给我一个答复，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村长选一个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委会主任不是政府干部，所以中组部不能改，如果这个人是党员由党支部管，如果这个人不是党员，一定要让他入党，这样就反过来制约贿选了。调查很艰难，能不能从专家层面呼吁一下。
　　第二能不能做一些农民生存的调查。因为新农村建设，农民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权利，这个是空的。我们一个老太太，70多岁的老太太拉着我，连他儿子都抛开，跑到我的耳朵边，给我拉到屋里跟我说，他就给我20块钱，如果他给我30，我就投那个人的票。经济发达是几百，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她说我不谈什么权利，我就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