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我不知道大家这么关心农民的生活状况，包括经济状况，对他的权利这么感冒。你说的打工，我昨天刚看了讨钱被砍，这种情况下，只不过自己争取自己利益的那个东西，这个跟争取自己的利益矛盾吗？

　　提问：人有几个需求，生存是第一位。

　　孙立平：本来就是生存的权利。

　　张鸣：打了工，付工资是当然的。这种东西你都保证不了，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很高远的权利，包括他的真正选举，包括他的发言权，都是一样，跟生存相关的。就是农民跟他生活相关，生命攸关的时候就会发言，这个发言权要给他，不能不让人家说。刚才那位先生讲的，我们呼吁贿选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比这个严重得多，就像你们新闻界一样，对你们来说，现在的这种新闻干预，你们签名有用吗？

　　提问：我是农民日报的，我觉得孙老师解读的西方三十年代的经济箫条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联系到现在中国的状况，我觉得可能城市这种状况已经快进行完毕，可能这种必需品社会转变，这个可能在农村这一块，如果从西方问题来看，在咱们农村会出现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在哪方面，可能哪时候会出现大的问题，您能不能谈一下。

　　孙立平：这个跟有一个问题有关系，就是廉价劳动力，其实最近几年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占的比重缩小，这个我觉得会有一个长远的影响。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民工荒，过几年如果产业结构调整，会不会说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我倒担心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大背景下，你农村的人口不应该这么多，原来把这个东西给拖到了现在，这是问题的严峻性。老实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说，现在很多地方发生了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还是一个比我们担心出现的那个情况可能还要更好的一种状况。我是担心比这个还都不如的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注意到一个迹象没有，现在在广州、东莞这样的一些地方，现在地方政府观念已经变了，上午刚从香港回来，我也见到香港一个房地产的商会的会长，现在广东郊区的政府包括东莞，正在努力想把这些低附加值的企业往外赶，而且非常明显，几个原因，他不在他们那儿工作是一个原因，完全污染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不赶走就要承担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这是不到一年时间的变化，这个挺值得关注。

　　提问：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前一段时间在两会期间我们就有一个栏目，叫做面对新闻界，我们那个时候的话题，一直讲新农村的建设问题，我们现在是在做中国经济大讲堂，二套的主打的栏目，现在也是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也在做，我想问杨总的问题，就是这些省部长到我们演播室也好，做中国经济大讲堂也好，共同提到的问题，某某企业也好，某某公司也好，包括国外的公司到他们地域去投资，提出来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他们做什么公益活动也好，让农民富裕起来也好，提供机会也好，都在做这个，我看到你这个里面的报道，包括你们公司也做这个平台，你这个投入一千万，到底是一个形象工程，还是给你企业能带来利润的问题。公益的活动就是一个形象的活动，公益肯定是提升企业形象的一个事情，如果做这个形象，肯定是产品推介的一个平台，我不知道你的投入和你最后的收益有什么挂钩吗？

　　 杨东文：要说这个问题，我稍微展开一点点，供大家参考。我今天参加这个会，很受感动。我们做企业实质上也是有很大的一种社会上的压力。我走的地方比较多，我最近刚从台湾回来，有一些现象可以供大家参考，看有没有借鉴的意义。
　　 比如我第一次到台湾，是到秦闽集团去看，它的企业原来放在高雄，准备第八代厂再往下放，放到一个很贫困的县。友达也是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一个地方要摆脱贫困，我比较同意孙教授的看法，没有工业化进程，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现象，我到韩国去发现，韩国到处都是天主教堂，非常多。三星集团的老总问我，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我说最大印象就是到处都是教堂。泰国到处都是寺庙，台湾庙也非常多。宗教确确实实是如果用好了，应该是稳定基层社会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第三个现象，跟三星集团交换意见的时候了解到，韩国的新农村运动，都是在大企业的带领之下进行的。以三星为例，是包点，包了几个村。为什么创维要做这个事情呢？也是受到启发。当然我们做这个事情，第一肯定是实打实的，今年我们预算是300万，总共想长期延续下来，大概投入一千万。我们还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们为西部的白内障儿童做手术，我们一个一个跟踪，现在是1056例，效果很不错。西部很穷，做一个手术也不是很贵。
　　我坦率地讲，我们希望通过到农村放电影，提升我们品牌的知名度。第二我们也希望把产品能够推向农村。怎么做呢？比如创维有一个办事处，在江西省的某一个地级市，它要在比较穷的地方搞一个村，这个村怎么做，我们组织放电影，同时对一所困难的学校或者家庭赠送一台彩电。21寸也就千把块钱左右，同时也会把我们的彩电做一些宣传。
　　钱有两笔，一笔是赠送彩电，一台我们按照成本来算，21寸700块钱、800块钱，第二是组织电影队下去放要有一些费用。我来自农村，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坦率讲，农村的文化就是打麻将，从初一一直打到十五。第二吃吃喝喝，一直吃到十五，第三就是求神拜佛了，寺庙很多。我觉得不可想象，两三年没有回去，一回去以后，连我老妈也开始信上帝了，我觉得有点邪了，没有想到那么快，完全意料之外。我也是学社会学的，从南开大学社会学毕业的。
　　我回忆起十几年以前上课的前景，那些老先生们都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通过进入农村这么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第二方面，确实也想做一些事情。如果能够带动一下，还是挺令人感动的。我有一次都流眼泪了，我们到甘肃，到贫困县，让一些孩子到广东来做手术，动完手术再送回去。当孩子们眼睛睁开能看到东西的时候，对我们员工是一个很大的洗礼。作为一个企业我们希望低调一些，实实在在一件一件做一做。LG孙总跟我们聊，他们想做一点事。我说这样吧，你掏一笔钱，我也掏一笔钱，你拿一百万，我拿一百万，我们到贵州去，比如一个小学送一台电视，我们多送一点，这也是好事情。我们感觉最大的压力，是刚才孙教授说的，农民工越来越少，而且即便是农民工当产业工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不愿意吃那个苦，都想做轻松的活，我们也感到非常苦恼。
　　作为我们企业，我们感觉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跟四川德阳，安徽某些职业学校联合办学，我们投一些设备，投一些试验设备，组织起来，建一个创维班，毕业以后全部到创维来。我们有23所这样的联合办学的学校。我注意到孙教授是研究社会学的，我看研究得很深。我们工厂也有这样的工人，打工了打了十年的工，实际上最终的目的是在城里立足，但是很难。因为钱要寄回家，尤其父母亲病了，最后只好很伤心、无奈地跑回农村去。如果有两三千块钱的积蓄就在农村开一个理发店、杂货店。我听说政府部门要在村里开一个店，大概各级政府，安徽省可以补到将近五千块钱。这个店能不能生存下去？我表示怀疑。比如国美要是去开一个店，你这个店怎么竞争？我觉得这个要搞不好，政府又要花冤枉钱。刚才有一个建议到农村搞比较深入的调查，我觉得创维可以资助。孙教授你要到农村搞调查，我们会赞助，但是希望是切切实实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确实挺感动的，全社会都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我相信是可以找到办法的。从台湾、韩国的经验来看，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供我们参考的。我觉得企业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

　　潘岳：有感而言发这么多，是对你支持这个研讨会觉得成功的一个表示。我总结一下，第一点，我们觉得今天的会围绕着三农，从多元化治理结构，农业产业化，宗教、宗族、城乡差距、还有新二元结构和新三元结构，特别是新二元结构，还有农村现代化等等这些问题，都做了比较放得开的发言演讲。
　　我觉得这三位专家讲的很用心，也很实在，他们的演讲态度都不错。我们之间像一种聊天式的内部交流。比如孙立平，他本来今天晚上被安排在香港发言的，他把那边给拒绝了，买了票今天上午就往回飞，非常重视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内部交流会。我们听的也很用心，打破了新闻界迟到早退的惯例。我就是新闻界出身的，经常迟到早退。今天没有茶歇，我连厕所都没上。今天开局非常好。
　　品牌是要大家共同塑造的，研讨方式还可以继续完善补充，要变成一个精品。比方讲，我们邀请的时候，在座的20多个人有十来个人没有时间，就取消。但是大家同意来了，最好就不要中途走了。这样便于把品牌真正维护下去，可持续发展。
　　第二句话，这次报道要登，但不能登出事。要登也是塑造品牌的方式，也是活动的一个成果。特别是专版，请让三位专家看一下。
　　第三句话，未来研讨会要办下去，希望你们全力支持。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我们青记协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最后想说一句，这个会议圆满结束了，我们这个会跟以往的学术座谈会最大的不同就是为我们自己开的，以往记者参加无数次学术座谈会，学者在那讲，我们报道，采访，这次没有。除了跟学者，跟官员也可以交流。谢谢大家！